他们所称的国家强制力，大多体现在国家机关进行民事立法的活动中，而非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中。
参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经验，司法权对监察权的监督，宜从两组关系展开，分别是监检关系、监法关系。然而，监察调查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不是为了公开调查过程，而是留存备查。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透过对全程录音录像的实质研判与分析，可以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资料相互对照，综合判断调查活动是否妥当，这对于检察机关加强对调查活动的再监督以及审判机关摆脱对监察机关的卷宗依赖，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大有裨益。因此，构建强势监察权的权力博弈逻辑自然顺应了该阶段的改革目标，高阶监察权的优势被过度放大，权力结构失衡问题容易被忽视。在这种模式下，监督权在与被监督的公权力博弈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体现了权力配置的不均衡，也意味着监督者无法对被监督者形成有效制衡。除此之外，基于公民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监察权的创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实表明，监察权的强势介入既提高了反腐实效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公权力的运行效能。
因此，有多大的权力，就要受到多大的限制，权力越大则限制越大。为了完成该项任务，就必须重新设计监督权，采取集中化的专门立法模式以整合分散的监督资源，提升监督权的法律地位，构建相对独立的监督权。而承认规则既有规范的属性，又有事实的面相
美国宪法序言是通过契约向美国宪法提供了终极性的效力依据。因此，制宪者并不会关注由宪法去宣称自己的最高法律效力的问题。由于宪法效力已然内含于宪法规范之中，是由宪法规范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倘若作为主权绝对性标志的宪法最高性本身是至上权力的体现，那么宪法则背离了自身的价值。
西耶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如果说主权是一种权威，权威则暗含着一个悖论：凡谈论宪法权威暗示着取消权威。
[31]由此可见，根据凯尔森的法秩序理论，宪法作为国内法其效力低于国际法。因此，宪法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其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从根本上说，1954年宪法仍属于革命时期的宪法而不属于法治时期的宪法，通常革命时期制宪的目的在于确立和巩固经过革命取得的权力，而法治时期制宪的目的则在于确立法律秩序。13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83页。
然而，美国宪法第六条其实确立的是联邦法相对于州法的最高性，而不是宪法相对于法律的最高性，即联邦法最高而非宪法最高。如果可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撰写自己的宪法，宣称它为至高，并利用它强迫他人服从其撰写的宪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在宪法之外寻找服从宪法的理由。转引自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页。[68]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宪法的正确性宣称——正义的宣称——必然联结于制宪行为。虽然宪法效力自我宣称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但世界范围内的成文宪法却并未普遍规定自身的效力。
因为，议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败亡，但其整合功能会持续存在，议会仍然是一种合宜的政治整合形式。[36]因为，这将否定元契约的效力并进而导致人们重回野蛮的自然状态。
[64]由此可见，哈特的承认规则和拉兹的实践权威观虽然逃脱了规范体系内效力无穷递归的困境，但仍无法完全证立社会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38]也就是说，元契约不是不可以变更或者废止的。而作为事实，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只有存在与否的判断，无需遵循无穷递归的逻辑。从宪制经济学的视角，宪法效力自证规范的确立是基于后人的现实的需求甚至是功利的算计。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法律规则，如果有效力的话，便是规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了国民主权，但并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宪法学研究的基本作业是对规范的解释，以实定的宪法规范为前提。
[22]主权者是唯一的立法者，所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权威与效力都是从国家的意志中得来的。[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推出了承认规则。
凯尔森也承认自己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因为按照这个想法，最高权威是由一个更高的权威(虽然是拟制的)所授权。[39]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自我宣称便体现了洛克难题,如果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实施的条件的话，这一条件恰恰是宪法自己创设的。
[50]但凯尔森仍认为基本规范在法律秩序内作为规范效力的最终来源发挥功能，他称之为法律逻辑意义上的宪法,以区别于实在法意义上的宪法。[40] 当然，洛克并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元契约的约束，宪法作为人们的授权条款，立约人当然要遵守。卢梭的公意观念是当人们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是自由的，但公意是集体决定的结果，它不可能仅由一个人决定，而代议制或多数统治都会对自我立法的权利构成侵犯，其结果就是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制造一个永久且难以平息的对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证条款与其说是宪法规范对效力的自我确证，毋宁说是制宪权的规范化表现，是宪法中至尊主权者的权力标记。
注释: 1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
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当然可以明确或强化宪法效力，但自我宣称规范形式的阙如却不能否定宪法效力的存在。如果说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具有作为世俗宗教的价值认同、[7]作为政治统合的法秩序基础、[8]作为宪法监督的规范预设等功能，那么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效力缺损则会导致上述功能难以发挥。
卢梭以人民主权的公意取代国家主权的专断意志作为主权的核心，赋予了主权民主正当性。22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
哈特将承认规则作为鉴别一切有效法律规则的判准。因为，凯尔森的规范效力只能从更高规范中得到确证，如果基本规范也属于规范的话，其也不能逃脱凯尔森自己构设的逻辑陷阱。当然，相对于宪法序言原则性规范，《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宪法只是确立国体、组织权力的工具。
36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1页。1954年宪法也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这是由当时制宪的背景所决定的。
一 辨析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我宣称只能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进行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通过效力自证成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
62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权威、法律和道德》,刘叶深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2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79页。
